本文轉自：云浮日報

黃耀輝

去年12月，我在香港女兒家住了不少日子，也與香港的朋友聚會喝酒，但沒有吸煙的欲望，即使乘高鐵赴港前，我還在站臺吸完了最后一支后，又毅然把火機扔進了站臺吸煙桶……在家人和他人的眼里，我吸煙至少有些年頭了。但在我心里，吸煙從來都不是“剛需”，想的時候，心里很癢，不想的時候，很輕松，也沒有精神負擔。

戒煙需要理由嗎？至少，我沒有。40多年前，在礦山參加工作當機修工學徒時，母親還叮囑我要隨身帶一包好煙孝敬師傅，她怕師傅嫌我不懂事，不好好帶我，在傳授技術時留一手。那年月礦山人都窮，很少有人從商店買香煙，大都用特制的鐵煙盒裝煙絲，用口水卷成喇叭筒吸。按照母親的叮囑，頭天我買了一包“茶花牌”香煙，第二天向每個師傅敬了一支“茶花”，點上火，最后自己也來一支，把剩余的煙裝進自己的工作服里。第二天在家里換洗工作服時，把“茶花”留在了自己看書睡覺的房間，習慣性地兩手空空上班。師傅們也不當回事，工作間隙還把煙絲盒遞給我，教我卷著吸，嘴里還說：歇會，吸口煙。

當年，從礦山技校分來一個礦山子弟，姓熊，也吸煙。他告訴我，吸煙可以賺到很多休息時間。我覺得有道理。幾天后，師傅們休息再卷煙絲吸煙時，我也不拒絕了，接過師傅的煙絲學著卷成喇叭筒，用口水固定放進嘴里一口一口吸。帶我的梁師傅說：又一棵煙樹種活了。梁師傅的話，我沒當回事，只要師傅們說休息，我就接過任何人遞過的煙絲卷喇叭筒，偶爾也買一包“茶花”派給師傅，或問父親要點煙絲，放進小塑料袋隨身帶著。在我眼里，吸煙就是熊哥們說的“休息”，不是民間流傳的辦事要“煙搭橋，酒開路”，完全是一起侃大山，聊一些隔壁老王的事。

上小學時，在韶關曲仁云頂煤礦，曾在礦商店見過把“中華”一支支香煙拆包分支賣，每支三分錢，感覺很貴，是大人的權力。家里有父親從商店買的“豐收牌”香煙，用來待客，不是那種帶錫紙包裝的，是二、三角錢的普通貨，他自己吸喇叭筒。我曾調皮地偷過父親的“豐收”，沒發(fā)現(xiàn)有什么特別，一口氣吸下去，就是頭暈。

1976年，我隨父親工作調動，成了紅尾坑煤礦子弟學校的初中生。新學期開學時，班里來了一位從曲仁格頂煤礦來的男同學，腿腳不利索，同學間傳開的是他偷偷吸煙的事，因為他父親是學校的領導，大伙也就沒往心里去，但學校的風氣很快就轉了向，同學把老礦學生吸煙談戀愛的風氣吹遍了我們學校，小孩吸煙，不再是大人的權利，但還是沒有影響到班里的男同學。唯一的是，他憑一己之力，硬是把學生戀愛風波，從學校到全礦區(qū)搞得雞飛狗跳，讓同學和家長們大為敏感！后來，我穿上工作服當學徒，挑燈夜讀伏案學習寫作，也始終對吸煙無特別的愛！

把吸煙當回事，是1986年謀劃從礦山跳入韶關市區(qū)時，香煙成了與人溝通的橋梁，但仍不是自己的剛需，不同的是周圍的人都在吸，自己也隨身攜帶與人來往。后來成了媒體人，吸煙依舊是維持與人交流的需要，而不是依賴！只不過，人在江湖，不缺“小快活”而已。

吸煙被警告，是2007年春節(jié)公派入島駐點采訪時，同行的總社陳主任是“老槍”，而我又沒把吸煙當回事。他說，島上很多地方“禁煙”，不見天的地方不能吸。我這才知道，吸煙也不能隨心所欲。再后來，外派國外常駐，發(fā)現(xiàn)不方便吸煙的地方太多，連洗手間都有“禁煙”的標志。人在國外，更不敢造次。只能在自己的辦公室，或新老華人成堆的人群吸。朋友知道，我對吸細小煙不感興趣，朋友就兩三支一起給我上，稱，夠勁。給別人的印象我就是“老槍”！其實，我只是把吸煙當無聊，又必須要無聊。但唯一太無聊，是在國外疫情隔離期，把吸煙當作發(fā)泄，達到手不離煙的瘋狂地步，哪怕感冒喉嚨痛也無妨，大有完成任務似的，餐桌上喝酒也不忘吸煙。

母親在世時，勸說吸煙不好。2004年，我病了一場，喉嚨痛得不行，咽口水都受不了，想一戒到底。可哥們相聚，對方遞煙時，我擺擺手。對方調侃道，發(fā)現(xiàn)你抽一口，就罰100元。于是，立馬上來幾個人，動手抱住我的頭，有人掐住我的鼻子，再把香煙點著，塞進我嘴里，只有吸一口，要我掏100元，沒辦法，又玩上了……

吸煙到底危害多大，眾說紛紜，我的認知仍停留在個人的好惡，不會上綱上線，國家也沒明令禁止。自己也選擇細小煙支來解悶，可以不停地吸，也可不吸，不是剛需。細想，從創(chuàng)作文藝作品，到職業(yè)媒體人，舞文弄墨一生，自己又有哪篇文章是香煙熏出來的？

人是感情動物，更是自律動物，約束行為，認真起來，不存在難與不難，再難也不難。相識的“老槍”中，再見時與煙無緣了，即使身上帶著煙，也無自樂的欲望，有的身上干脆無火無煙，也不接他人遞上的煙，那又如何？

理性的做法是提倡尊重個人，又關注他人，戒或不戒，凡事都別過度解讀，除了強化法治環(huán)境，又照顧民俗習慣，循序漸進，尊重他人，就是尊重自己。

發(fā)布于：北京